编者按：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周边外交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学术研讨会近日召开。周边外交是中国特色核心国外交的主攻方向，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重要转变。它们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布局。本版精选了本次研讨会的一些亮点，以飨读者。携手周边国家，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传统上，东北亚一直是大国利益交织、地缘政治紧张的地区。政治是复杂的。然而，近期大国竞争与地区安全的互动，使东北亚局势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看，中美无疑是东北亚安全新格局中最关键的参与者。中国是过去几十年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变量。也是东北亚安全的主要保护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相比之下，由于国内冲突的激化，美国对该地区的控制能力和干预意愿正在下降。安俄乌冲突已持续三年多，对国际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俄朝关系加强对东北亚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本忧心忡忡、左右为难。当前，其国内政治和外交战略正处于战后发展的关键阶段。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阵营归属以及自身战略潜力，日本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仍需相当关注。从地区安全角度看，台湾问题、海上安全问题、朝核问题仍然是中国国家安全和周边外交的核心。毕竟，东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方向。安全领域的系统性、关联性、复杂性要求我们深入了解地区国家国情，扬长避短塑造我国周边环境。 周方银（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学报）：中国周边地区是一个复杂而广阔的地区。该地区人口众多、面积广阔、国家多样、差异显着、热点问题集中、解决难度大。周边地区的特点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既是挑战，也是好处。尤其是MrAn可以进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尝试。动荡变革的国际背景影响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外部环境。邻国通常面临在经济和安全等许多领域选边站队的压力。一些国家领导人考虑利益的时间狭窄，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下降。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本身就相当超前，要求国家超越本国的考量。一定程度上的个人兴趣。今天，中国已与半数以上周边国家共同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对于稳定周边国家局势、促进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具有积极意义。张杰（中国社科院亚洲研究院太和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周边安全共同体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由之路。 “团结象征”的文化传统、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帝反殖和民族独立斗争的共同历史、区域合作的实践，都为其提供了思想支撑。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当前，以和平团结为主体的地区规范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不断增强，命运共同体的践行将不断深化。 继续前进，大家都为它的可能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未来，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结合优先顺序和区别对待战略，以战略互信为前提，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以“荣辱与共”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支撑。“求同存异、对话协商”为骨干，统筹谋划、分阶段推进。在路径选择上，一是尽快细化周边安全战略；二是落实全球四大倡议，特别是发展和安全两大问题；三是国内国际安全管理并重，更加注重国内机制的软衔接。 东南亚 张云（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教授）：2025年东南亚局势将呈现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东亚部分国家内部管理进程停滞甚至注册。虽然右翼政党在欧美国家掌权，但东南亚的国家治理也同样如此。o 受西方民众和保守派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其次，东南亚国家的管理能力与经济发展压力之间存在明显矛盾。进入21世纪，东南亚经济总体快速发展。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也拉大，生活成本、债务和全球供应链冲击增加了一些国家的治理负担。第三，泰国、柬埔寨冲突、缅甸内战、南海争端等边界争端和外部压力对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治理结构构成挑战。出于安全考虑，东南亚国家加快了军工生产进程，甚至加强了军备建设。以东盟为中心的东南亚区域治理架构国际消费电子展的挑战。不过，“东盟之路”在东南亚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始终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维护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在东南亚合作方面，中国应进一步加强澜湄合作机制。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可以优先开展环保、渔业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避免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增加。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近年来，国际形势逐渐呈现泛安全趋势。相关现象在周边地区日益凸显，安全联盟与经济合作关联更加频繁。因此，我们在强调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高度重视安全问题。在当前变革动荡、泛安全全球化加剧的背景下，一些国家的行动逻辑转向零和博弈甚至消极博弈。特别是，由于外部势力的介入，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充满了不一致之处，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经贸领域，还蔓延到其他问题领域。面对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许多国家纷纷寻求外部力量的斡旋或结成某种形式的对抗联盟。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地区格局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查文（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虽然美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流不断深化，但近年来相关机构的民意调查显示东南亚国家普遍感受到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确实表明，除了物质之争之外，中美在东南亚还存在战略叙事竞争。战略叙事可以改变受众对国际政治和自身利益的理解，而信息时代政治斗争的结果最终取决于“谁赢得了故事”。当然，东南亚国家在一些问题上仍然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权。在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经济合作模式等涉及核心利益和地区稳定的关键问题上，它们并不完全遵循中美两国的战略叙事。相反，他们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历史传统和文化以及地区平衡的考虑，采取了更加务实和独立的立场。另外，当比较参考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叙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叙事更加清晰。然而东南亚一些国家却常常言行不一致。因此，中国需要更加注重战略叙事的实际转化，将理念理念转化为实际合作中的具体行动。罗永坤（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东盟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三个问题。首先是发展问题。发展是中国和东盟的共同利益。双方利益交织，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实现互利共赢。但现在美国发动关税战，扰乱了工业部门和供应链，加剧了关键矿产的竞争，影响了经贸关系。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此外，东盟国家发展转型中的问题逐渐显现，引发经济社会管理难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整体进展。二是安全问题。东盟国家面临多样复杂的安全挑战，既有传统安全威胁，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当前，东南亚主要大国博弈愈演愈烈。美国炒作南海问题等地区热点，推动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地区安全问题协调，增加地区冲突风险。东盟的中心地位也受到挑战。中国与东南亚迫切需要深化安全合作、管控地区风险。第三是认知问题es.中国与东盟的认知差距日益凸显。这种现象不仅受大国博弈的影响，也与一些东盟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当前，特别是一些东盟国家对中国发展引发的地区结构性变化存在一定疑虑，感到区域合作前景不明朗。总的来看，当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总体良好。双方合作互利共赢，社区建设为本地区注入稳定。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也面临挑战。未来，中国应进一步统筹发展与安全，积极引领地区安全新格局构建，重视并努力解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认知问题。“荣辱与共”的理念成为周边合作的基础。凌胜利（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秘书长、秘书长教授）：当前，全球安全形势进入混乱变革的新阶段。地缘冲突持续蔓延，安全形势总体恶化，地区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美国非但没有缓解国际安全风险，反而通过经贸领域的单边行动进一步加剧全球不确定性，导致经济与安全问题高度联动证券化。各国普遍采取战略撤退战略，外围安全和底线思维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亚洲安全模式”中，“荣辱与共”理念成为合作的基础，强调合作共赢。n 中国安全与周边安全的有机融合； “求同存异”的原则体现了在关切、能力、利益差异中求同存异的现实路径； “对话协商”体现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分歧、通过机制性沟通维护地区稳定的战略选择。刘宗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逐渐从传统的经贸合作转向经济一体化的联动和融合，从单一的经济合作转向多元化、复杂的合作模式。但中国与南亚地区的MGA国家在推进合作的过程中遇到了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但共同发展的愿景双方的合作得到了南亚国家的积极响应，并逐渐形成共识。特别是中国与南亚国家在经贸、互联互通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中国首先与印度、不丹以外的南亚国家建立了全面的合作网络。在此过程中，印度作为影响中国与南亚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容忽视。当前中国与南亚关系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地缘政治博弈、美国“印太战略”和印度霸权心态制约中国与南亚合作；二是南亚国家政局不稳定，外部干扰和内部利益分歧；第三，认知障碍，南亚精英和民众对中国认识不够，对西方崇拜很深。这些事实这些共同限制了中国同南亚关系的深化和发展。陈晓丁（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两极分化的趋势是众所周知的。各国特别是大国的政治态度往往处于政治光谱的两极，大国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一些国家的大禹政策变得激进，国际制度安排碎片化，国际公共产品“武器化”，全球治理赤字加剧。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依托“上海精神”的当代价值，基于异质性的融合，基于局限性的聚焦。基于自然的制度灵活性和权力下放等因素仍然具有较高的影响力。f 发展稳定。从上海合作组织路径选择来看，提高组织效率、增强利益衔接能力、增强规范吸引力、塑造国际话语权是未来应着力的四​​个主要领域。梁栋（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当前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的重要变量。中国逐渐从最初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导者。特别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在制定政策和解决问题方面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碳中和战略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推动经济一体化和绿色产业升级的重要工具。气候治理紧密相连能源转型、初级矿产和供应链安全等经济问题。中国可以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光伏、风电等国家、绿色金融等推动区域绿色经济体系建设，在新一轮产业链重组中结合竞争优势。碳中和还具有重要的外交叙事价值。以气候合作为纽带，推动落实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地区认同。生态文明思维与外交思维的融合，让中国以“绿色发展”重塑国际话语体系。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中国在推行碳中和外交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包括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转型、欧美绿色竞争与壁垒，以及一些国家可能利用环保话语破坏和与中国绿色合作发生冲突。因此，中国在推进“绿色外交”过程中，需要平衡战略利益和发展需求，强化项目风险评估和管理标准，坚持长期战略定力，以碳中和为抓手，推动区域合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